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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对释永信的质疑声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多年前那篇《佛门CEO》的报道，再到后来被疯传的网帖“释永信嫖娼，海外存款几十亿”，引发一轮所谓给失足妇女开光的网络口水风潮。这次来得更猛烈，化名“释正义”的举报人留下了联系方式，矛头集中在与刘姓女子的性交易，并拿出了“真凭实据”。对出家人来说，这无疑更具有杀伤力。连续几天，每天放出一点消息，如同钓饵一般，不断撩拨着媒体和公众，看似信息越来越多，信任却越来越少，一个和尚，在一个缺乏包容与信仰的时代，就这样被推到了公众面前。 崛起于少林寺衰败之时 “释永信，俗名刘应成。1965年生，安徽颍上人。1981年赴嵩山少林寺礼行正大和尚为师。1984年任少林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1987年出任主持。1999年成为少林寺方丈。时年仅三十四岁，成为少林寺史上最年轻的方丈之一。”这是百度百科对释永信的介绍，在释永信进入少林寺之前，曾经名震天下的少林寺经历了民国的战火，和“文革”的浩劫之后，变得羸弱，衰败。 追溯少林寺历史，要从一位印度僧人跋陀讲起。跋陀幼年丧父，后出家为僧。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年），这位印度高僧踏上华夏大地，跋陀和北魏孝文帝一见如故，二人纵论天下大势，十分投缘。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为了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跋陀随之南迁。孝文帝在洛阳为跋陀设立了“静院”，让他在那里禅修，孝文帝随即下令修寺。一年后，寺庙竣工，因为地处少室山之阴，谷幽林茂，故名为“少林寺”。 跋陀成为少林寺的第一位住持。而奠定少林寺“禅宗祖庭”地位的，是继跋陀之后来到少林寺，素有“禅宗初祖”之称的菩提达摩。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过江之后的达摩来到少林寺传授大乘教义，但并不受少林寺中信奉小乘教义的众僧欢迎。达摩看到自己的佛法不被众人所理解，就向后山走去。在后山见到一个天然石洞，据说此洞为上古蚩尤住所，故名“蚩尤洞”。他走进石洞面壁而坐，开始9年面壁生涯。相传由于达摩终日面壁静坐，不免筋骨困倦，加上在深山老林，野兽不断侵扰，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创造了“达摩链”、“达摩杖’、“达摩剑”等，这套健身术后经历代长期充实、提高，逐步形成了一套拳术，共达百余种，这便是名震中外的“少林拳”的来历。 自1928年军阀苏明启火烧少林寺之后，少林寺开始衰败。改革开放前，早已式微的少林寺不断遭受毁灭性打击。到了80年代初期，少林寺已是十几个僧人守着残垣断壁和28亩薄田的凄惨局面。众所周知，释永信作为方丈改变了这个局面。 1981年，16岁的释永信进入少林寺，拜少林寺住持行正法师为师。开始了他不平凡的僧侣生涯。《新编少林寺志》记载道：“1982年释永信出家，1984年去江西云居山普照寺受具足净戒，戒期满后，去四大名山朝山参学，广受佛识。”受戒归来，1985年，释永信被推举为寺院管委会主要成员，分管寺院部分事务。同年，被选为郑州市佛教协会理事，1987年又被选为河南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遭遇“迁单”危机 1987年7月，一直为少林寺的权益四处奔走的行正法师圆寂之后，少林寺风波不断。各青壮弟子陆续遭遇各自的“劫”。当释永信两个师兄弟永海、行孝相继出事之后，释永信也迎来了他僧侣生涯的第一次危机：“迁单”（即僧人犯错，被摒出门）。 7月28日“释正义”提供的数份复印件材料显示：1987年5月10日，释永信的师傅、当时还健在的行正方丈在给中国佛教协会的一封信中，曾历数释永信的不轨之处：“偷拿法卷”“对外接受采访时自称方丈”“出差虚报假单据”“以二当家的身份到流通处拿东西”。 释永信遭遇“迁单”的原因现在也无法查明，只是记得被“迁单”之后，释永信并没走，还是住在寺院附近。1988年11月17日的《羊城晚报》“当今的少林寺和尚生活”一文，提到了一个细节，当记者问：“听说少林寺承包了，不吃大锅饭了，有这回事吗？”当时释永信说：“说承包不确切，不过大锅饭的现象确实有所改变。近几年，每年都有200多万中外游客进本寺参观，去年仅门票收入和施主捐款的香火钱就达到120万元。”当时，这名记者见到释永信的居室中有一台电烤箱，一部照相机，墙角还放着一台落地电风扇。释永信又说：“现在政策好了，生活也跟着好了，寺里装了电灯，买回了大屏幕彩色电视机，还买了一辆丰田牌客货两用的工具车。”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日常生活。 或许从那时起，释永信这种“奢侈”的生活作风，已经让少林寺一部分僧人感到不满，于是，引发了这一场“迁单”风波。在释永信在自传中，对于这一段历史非常简略地写道：“行正方丈圆寂后，22岁的我，承师衣钵，正式成为少林寺的主持。” 1995年前，释永信并未全面掌管少林寺，公开资料记载，行正圆寂后，释永信为达成让少林寺走出山沟沟的心愿，先是翻阅了大量史料，依靠政府支持，设法筹资修复了法堂、钟楼、鼓楼等，铺设了寺院内的莲花大道。释永信在一手布局少林寺的静态形象之际，又依托武僧团，将“进则有方，退则有法，一气呵成”的少林功夫“打”给全国、全世界。 在这期间，释永信频繁与政府高层接触，行事也日益成熟，“我知道处理好寺庙与地方的关系，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在自传中如是说：“当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少林寺非常支持，多次来少林寺视察，少林寺的很多事情他都是直接过问。” 为了拿到举办1500周年庆典的批文，释永信没少花心思。在省委书记工作很忙的情况下，打听到了他要去北京，并了解到他坐哪一趟火车，随即买了同一车次的车票，上火车后找到省委书记的车厢，向李长春游说筹备1500年大典的事情。释永信汇报了两个小时，列车到北京后，他又买票回了少林寺。他说：“有省委书记支持，1500周年庆典的纪念活动总算可以按照原来的预想展开了。” 1995年对释永信意义非凡，这一年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30岁的释永信牵头举办了气势恢宏的少林寺1500周年庆典。至此，释永信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少林寺的威望和地位，并压倒寺内的反对之声，放开手脚对少林寺进行一系列商业化运作。 少林“CEO”的诞生 1996年，在大部分国人都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时，少林寺便申请了域名。现在还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少林寺出人意料地将《易筋经》、72绝艺、点穴功等少林武功秘笈以及修炼方法通过网站向全世界公开，由此，少林寺的网站日点击量超10万。 从一根“少林牌”火腿肠开始，少林寺被裹挟进商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再也没有退路。不论对释永信持何种看法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是，在他的带领下，少林寺的影响力得以前所未有的放大。从1987年开始少林寺就不断派出武僧团到国外演出，目前他们已经走访了六十多个国家。据媒体报道，少林寺现在的门票是100元，据说一年的游客数量至少150万人，其中30%，大概一年4000万元，给少林寺。现在，少林寺在国外设立了6个分院。 少林寺的收入去向一直也受到极大的关注，据释永信的个人专访表示，分到少林寺手中的门票收入70%用于寺院建设，20%用于僧人的生活，10%用来做慈善。少林寺现有的建筑，80%到90%都是改革开放后复建的。除了上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累计的590万元用于文物修复，其他上亿元的修复资金都是少林寺自筹的。 对于种种传闻，个人收入多少，包括海外资产共30亿美元，释永信笑道：“现在说这个和尚有30亿美元的存款，再过几年谁会相信？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检验吧。我不想纠缠在这里，我现在更多的精力 ，是考虑少林寺今后的生存和传承问题。” ◎少林寺举行“出关”大典 ，十二大武术门派齐聚武林大会。 对释永信来说，商业的手段只是少林寺在当前缺乏足够多的传播少林文化渠道时不得已选择，而非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来自国内外公司递交的商业计划书，让依赖少林寺拉动地方发展的登封市蠢蠢欲动。 “和尚也要吃饭”，这是释永信解释自己做法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还是引来无数争议。在影视文化影响下，少林寺被赋予了极大的符号意义，成为某种崇高的象征。在很多人看来，释永信与地方政治 、商业机构的合作恰恰与之相违背。有一个例子，探索频道拍纪录片时不知如何翻译“方丈”两字，便直译为“CEO”，该称呼很快流传起来。 争议的源头 在被称为“CEO”两年前，释永信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减免信徒进入风景区内寺院门票”。这一议案并不因为仅仅只是“门票”问题而可以被轻薄。200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少林寺景区门票100元，每年超过1亿元的收入，少林寺分得其中30%，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少林寺的主要收入，然而释永信却真诚地希望减免，“最好取消”。释永信曾说，“信仰自由，却因为门票而受到阻碍，无论怎样讲，这都不合适。”然而如果没有门票收入之后，寺院的生活来源如何保障，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忧，随后少林寺与演出、出访、影视、旅游等活动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 接下来可能会有人质问，少林寺为什么不能像大悲寺那样？这也是网络上一个流行很久的帖子，一边是大悲寺的苦修，一边是少林寺的金碧辉煌。这个帖子对少林寺的负面影响甚至更大，因为提供了一个佛教界的参照系，少林寺被进一步推向了舆论中心。 大悲寺的苦修的确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所敬仰的，然而宗教在精神层面的超世俗，并不意味着其在社会功能上就能完全脱离世俗，大悲寺的修行更近乎佛教的早期状态，托钵乞食、不捉金钱等等。而少林寺、法门寺等这种传承已久的寺院，不仅有寺产、僧俗弟子饮食起居，还承担了诸如外交、法事等各种仪式化的功能，这种历史的传承和政治功能，已经无法让这些“名寺”退回到佛教的原始状态，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少林寺与大悲寺，正是社会对佛教需求的两面：一边是外在的符号需求，一边是内在的精神需求，在两种需求中，对佛教乃至整个宗教的理解都在被进一步扭曲和撕裂。 多少人因为金庸的小说知道了少林寺，又有多少人因为30年前的电影知道了少林寺。然而在此之前有知道达摩祖师面壁9年的人恐怕远远少于前两者，少林寺的出名，就伴随着这种世俗的需求，在这样的暴风眼里出家，则需要别样的勇气和智慧。任何知名度都会迅速被转化成商业。 艰难的选择 如果单纯作为禅宗祖庭，少林寺与中国其他名寺没有太大区别，洛阳白马寺、浙江普陀寺和灵隐寺、庐山东林寺、陕西法门寺和大慈恩寺，都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少林寺的现代化，首先要感谢金庸先生。被写进武侠小说的少林寺在初始阶段，就因为武术而进入公众视野。第二轮的发酵是1979年，廖承志建议拍摄香港和海外观众都很喜欢的武侠片，香港中原公司选择了少林寺的题材。从文学走向电影，少林寺被进一步大众化，在电影票只需几毛钱的时代，创造上亿元的票房奇迹，加上后来的滚动播出，少林寺在中国变得无人不晓。但是，仇杀、战争、侠客的情节设置，让少林寺在公众心中离宗教越来越远。 电影播出之后，很快改变了少林寺周边的生存状况，当时少林村还没有拆迁，先是少林村的村民开起武校，旁边塔沟村也是如此，于是有了如今名震天下的少林塔沟武校。根据媒体调查，到了1985年之后，每户农民都做了生意，80年代中后期，游客数量接近300万的顶峰，富裕起来的村民翻修了自己的房子，到90年代，村里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5000块钱，据说在少林村搬迁前，村民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二三十万元。 “1992年的少林寺正处于极度凋敝之后的疯狂复兴之中，到处混杂着金钱、欲望与暴力的味道。通往少林寺大门的道路上，轿车、旅游大巴、驴车挤在一起。几十家小饭馆密密麻麻地排在路两边，都是些危房，到处是水泥裂缝和灰泥碎渣。”这是电影《少林寺》播出10年后，美国人马修来少林习武时看到的景象，他拜释永信为师，虽然师父没有亲自教授他武功。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他给师父包了1111元的红包，当时和尚们还都很穷，睡在稻草铺成的大通铺上，经常要饿着肚子练功。少林寺的商业化，从电影播出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在释永信担任住持之前，少林寺的商业化车轮已经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下启动。 并非是释永信将少林寺带向商业化之路，而是商业化浪潮下少林寺选择了释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善于入世斡旋的住持，少林寺如今是否有僧众都是个问题。 同时，少林寺还承担着更多的国家文化任务，诸如接待普京这样的国家元首，还有各种国际交流、表演，在国家文化战略中，少林的禅武从民间热潮变成了国家文化需求，形成文化名片的少林寺被卷进两个漩涡中：国家层面的“追名”，地方层面的“逐利”。释永信要在这两种政治语境下生存，要顺应并借势国家文化战略，同时跟地方经济利益也可能产生冲突，个人毁誉，恐怕都赋予了更多的政治与利益。 拆迁、官司、举报、文化输出，种种博弈之下，这已经不仅仅是释永信个人的故事，严肃地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传统佛寺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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